動態(tài)審視，現有的日本人口結構狀況難以逆轉，未來消費空間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壓制。

　　在連續(xù)一年負增長之后，日本家庭消費終于在今年第二季度迎來了逆轉與翻盤。據日本內閣府發(fā)布的最新數據，二季度個人消費實際環(huán)比上升1.0%，不僅超過預測值的一倍之多，而且還是時隔四個月后的重新轉正?？紤]到更多的增量動能因素仍在集結，日本家庭消費很可能正在實現從文火到快煮的升級切換，同時，作為GDP的最主要引擎，家庭消費的復蘇也讓人們對日本經濟的增長前景多了一份樂觀的期待。

　　消費一直是日本經濟的主引擎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日本經濟在美國的資金、技術與人力資源全方位支持下得到快速發(fā)展，同時受益于長達十余年“嬰兒潮”的蓄勢與助推，日本國內人口持續(xù)放量增長，至1990年泡沫經濟破滅前，日本人口總量達到1.23億。更為重要的是，經濟的繁榮帶來了民眾收入的日益改善，疊加終身雇傭制的保障機制，日本形成了“一億總中流（即一億中產階級）”的全民中產社會格局。在這一背景下，瘋狂的消費席卷全日本，民眾從戰(zhàn)后的簡樸消費習慣逐漸發(fā)展到對物質享受與舒適的追求，正常消費觀念變成了扭曲畸形的“消費即美德”，用當時全日本非常流行的一句話來說就是“剎那主義”，日本也由此成為亞洲第一個成熟的消費社會。統(tǒng)計資料顯示，1990年之前的長達15年時間中，日本消費年均增速都超過了4.5%，家庭消費對GDP的貢獻之比持續(xù)穩(wěn)定在60%以上。

　　泡沫經濟破滅后，日本經濟進入衰退，企業(yè)部門資產負債表嚴重惡化，失業(yè)率不斷飆升，民眾收入銳減，消費增速也迅速回落，日本民眾的消費風格從先前崇尚享樂的“剎那主義”轉變?yōu)椤暗陀鐣?，盡管如此，隨后持續(xù)長達20年的時間中，消費依然對經濟的貢獻超過了五成。

　　一方面，地產泡沫的破裂與股市的持續(xù)走熊讓日本家庭迅速開啟了“去房產”與“去股票”的過程，家庭資產中私人持有股票份額從泡沫破滅初期超20%加速萎縮到10%左右，同期房產占日本家庭資產的比重從50%以上縮水至不到20%，與此同時，由現金、儲蓄存款、養(yǎng)老保險以及信托投資等組成的金融資產組合占比快速攀升，其中儲蓄存款與養(yǎng)老保險的占比之和超過70%。手握無風險的存款，外加養(yǎng)老保險的保駕護航，當時日本民眾的消費底氣依舊較為充實。按照日本國土交通省的測算，在泡沫經濟破滅后，金融資產對家庭消費的正面影響異常顯著，其作用僅次于居民可支配收入。

　　另一方面，雖然日本社會的物質欲望被壓抑到很低的水平，但這并不等于人們不會消費，只是與“低欲望”相匹配的是簡約化與高性價比的消費方式，也就是說消費在降級中還會爆發(fā)出不小的增量，比如平時喜愛喝普通啤酒的日本人改為喝發(fā)泡酒，原先偏愛豪華車與大型車的消費人群轉為配置微型車與經濟車型，而優(yōu)衣庫也正是借助于日本國內消費低配的風潮走到了行業(yè)前臺。還值得注意的是，為對沖破滅的泡沫經濟，日本政府開始大力發(fā)展都市圈經濟，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涌向大都市，除了租房、交通費用和就餐等“剛性”支出外，年輕人對娛樂商品和服務的需求也大幅上升，由此構成了一股澎湃的消費力量。

　　最近10年，日本政府推出了由負利率、QE（量化寬松）與QQE（量化與質化寬松）以及YCC（收益率曲線控制）組成的寬松貨幣政策。盡管受到的詬病不小，但不得不承認的是，低成本的國債融資對公共投資增長構成了持續(xù)賦能，企業(yè)在廉價融資政策的支持下也不斷改善資產負債表。去年日本規(guī)模以上行業(yè)的普通利潤增幅達到4.0%，中小型企業(yè)的利潤也實現了2.0%以上的增長，失業(yè)率長期維持于較低水平。而更重要的是，過去十年日本國內工資雖只有不到2.0%的增幅，但在通貨緊縮的環(huán)境下，任何小幅的工資增長都最終可以形成較強的購買力。也正是如此，家庭消費對日本經濟的核心引擎功能始終沒有衰退，至今年二季度對經濟貢獻的權重占比上升到63%，同期日本經濟環(huán)比增長0.8%，實現了兩個季度以來的首次正增長。

　　增量動能還在集結

　　日本國內CPI在2022年12月達到4%峰值后開始逐級回落，截至今年6月降至2.8%，物價增速持續(xù)28個月位于2%的目標以上，當月核心CPI同比上升2.6%，為連續(xù)34個月同比上升，且日本央行預計2024財年核心CPI為2.5%?？吹贸?，日本已經完全擺脫了持續(xù)近30年的通縮。然而，對于好不容易出現的通脹，日本政府不滿意，民眾更是高興不起來。因為過去兩年的通脹屬于進口成本型通脹，這種主要由大宗商品價格上漲與日元貶值所引起的“壞”通脹不僅會抬升企業(yè)經營交易費用，更會增加家庭消費成本。日本政府一直在強調提高勞動者工資，以消費拉動企業(yè)服務價格上漲，也就是希望由內需拉動的“好”通脹替代“壞”通脹，而如今家庭季度消費的好轉多少也增加了好壞通脹替代的勝算，同時積極因素的集合發(fā)酵也可能加速“好”通脹到來的進程。

　　就貨幣政策而言，今年以來日本央行已經加息兩次，政策利率升至目前的0.15%~0.25%，并且叫停了YCC與QQE，QE的規(guī)模也從8月起開始壓縮，總體來看非常規(guī)貨幣政策工具基本出清，日元貶值的內在壓力大大減輕；從外圍看，地緣政治風險引起的全球大宗商品溢價效應明顯減弱，同時美國國內通脹逐漸回歸到目標政策水平，美聯儲9月份降息的概率正在提升，到時日元與美元的息差進一步受到壓縮，匯率變動所引起的日本通脹風險得以稀釋與排解，進而令本已拐頭向上的消費可以輕裝進發(fā)。

　　其實，在貨幣政策調整之前，作為經濟刺激計劃的一部分，去年年底日本政府就出臺了旨在促進消費的居民減稅政策，除了向未征收居民稅的低收入家庭發(fā)放7萬日元的補助金外，還從今年6月起實施了面向以納稅者本人和撫養(yǎng)家屬為對象的稅收減免，包括每人減免3萬日元所得稅和1萬日元居民稅，整體減稅規(guī)模合計約為3.6萬億日元；按照日本政府的預計，稅免政策可以支持居民人均收入在2024財年增長1.3%。另外，按照計劃，對家庭汽油、電以及城市煤氣費用的補助金到今年5月份終止，但短暫停頓后，日本政府又重啟家庭電費、燃氣費補貼措施，同時汽油補助金也延長至今年年底。考慮到居民支出行為相對于減稅與補貼政策存在客觀時滯，接下來日本消費還具備一定幅度的反彈空間。

　　為日本政府所孜孜追求的國內工資價格上漲趨勢似乎正在一步一步地加強。去年全日大型工會成員工資水平上漲4%，創(chuàng)下30年來的最高漲幅，今年“春斗”談判后接著續(xù)升5.1%，創(chuàng)下過去33年來的最高水平，同時全國中小型企業(yè)工資增幅也超過了4.0%。不僅如此，日本厚生勞動省議會決定將2024財年時薪提高50日元，創(chuàng)有史以來最大年度增幅，全國時薪達到1054日元的歷史新高。受到上述集合力量的推動，6月份日本員工名義工資增長了4.5%，創(chuàng)出1997年1月以來的最快增速，實際工資增長1.1%，為27個月以來首次上漲。與此相呼應，日本6月份企業(yè)服務價格躍升至約33年來的最高水平，“工資—物價”的周期螺旋初現端倪，且不排除后續(xù)還會出現更強聯動。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日本私人儲蓄在家庭全部資產中的占比仍高達53%，且至今仍有超70%的家庭不參與股票投資，就此，日本政府自今年開始推出了新的少額投資非課稅制度（NISA），對在NISA賬戶里購買一定金額的股票和ETF等金融產品的家庭與個人給予資本收益和股息收入的免稅支持。據日本金融廳數據，至今年3月底，NISA賬戶數量增加9%，達到約2322萬個，累計買入額增長17%，達到約41萬億日元。日本央行加息后股市出現了大幅回調，但之后又快速修復，目前距離歷史最高點也僅一步之遙，絕大多數NISA賬戶實現盈利。國際清算銀行的統(tǒng)計結果顯示，目前日本房地產價格已回升至日本經濟高峰期水平，不僅修復了部分跌幅，而且泡沫破滅的影響相繼出清。受益于股價和房價持續(xù)上漲，疫情以來日本居民凈財富增加了230萬億日元，家庭金融資產總量超過2200萬億日元。瑞銀集團據此預計，未來四年日本家庭金融資產將以年均4%的速度增長，至2028年或達到18.4萬億美元，這一結果會使家庭負債表結構進一步優(yōu)化，最終關聯出家庭消費信心與消費能力的走強。

　　未來仍存結構性失衡因素的擾動

　　雖然二季度日本家庭消費出現了明顯的向上修復，但很大程度上是緣于前一季度的低基數效應，即第一季度0.7%的環(huán)比負增長襯托出了二季度較為好看的數據。就季度內單月消費表現看，日本內務省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6月份每戶家庭（2人或2人以上）的消費支出同比實際下降1.4%，為連續(xù)兩個月下降，并且7月份的企業(yè)服務價格再度環(huán)比降低，說明不少的存量掣肘力量還在消費領域頑固地發(fā)揮著作用，同時未來結構性失衡因素將會對日本家庭消費構成頻繁擾動。

　　首先是漲價類別與項目的結構性失衡。短期看，不同于一季度受到汽車停產拖累進而使得耐用品消費給消費支出增速帶來了高達-0.93%的負面影響，進入二季度后主要汽車廠商逐漸擺脫停產停售影響，日本整體汽車產量達到高于季節(jié)性80%以上的水平，銷量也在二季度抬升企穩(wěn)，由此直接拉動了消費整體的由負轉正，包括汽車、電器等在內的耐用品消費當季同比大增8.1%，成為拉動消費支出增長的核心主力?？杀仨毧吹剑陀闷冯m然單位消費價格量較高，但受制于使用的長周期，購買需求可延性不強，與此相反，具有消費持續(xù)性與極大彈性的食品、服裝以及通信、文娛旅游等非耐用與半耐用消費品在近兩年日本家庭的消費支出中連續(xù)走弱，甚至不少月份家庭消費的下滑主要由非耐用品支出的減少所貢獻，這種趨勢如不能扭轉，日本家庭消費就很難表現出足夠的韌性。

　　其次是收入增長的結構性失衡。從數據看，二季度日本實際工資增速達到1.12%，為近兩年三個月來的首次由負轉正，同時消費市場的表現也清楚說明了收入增加對物價上漲的后向關聯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大多數公司在二季度發(fā)放了平均規(guī)模為97.2萬日元的夏季獎金，增長力度為同比3.7%，如果扣除獎金，實際收入仍舊為負。另外，按照消費經濟學理論，人們對固定工資之外的獎金等意外性收入，支出行為上往往要更大方些，只是獎金帶有明顯的階段性與偶然性特征，其產生的消費效應也就不帶持久性，因此，接下來日本個人消費是否延續(xù)提振之勢就值得觀察。

　　排除臨時性獎金的因素，目前日本的個人收入改善狀況在大企業(yè)與中小企業(yè)本就存在十分顯著的差異。一方面，持續(xù)兩年多的通脹使得面向消費端的大企業(yè)利潤大幅抬升，而上游的中小企業(yè)則并未享受到這一紅利，前者目前利潤率超過了5.0%，后者則不足2.0%，同期兩者在員工工資的提高幅度上也產生了一個百分點以上的差距；另一方面，隨著政策利率的上升，企業(yè)融資成本增加，東京工商研究所據此認為，在去年已經破產8690家企業(yè)的基礎上，今年日本破產企業(yè)數量將超過1萬家，其中中小企業(yè)為“重災區(qū)”。為了對沖因工資提高與利率上升所帶來的經營成本增升壓力，許多的日本中小企業(yè)開始招聘更多的臨時工，這類員工不僅工資低，也沒有養(yǎng)老保障，這種狀況進一步加劇了中小企業(yè)員工工資收入與大型企業(yè)員工收入的落差程度，但必須清楚的是，日本中小企業(yè)的雇員人數占全國之比超過七成，這部分人的真實收入若持續(xù)掉隊，勢必壓制日本家庭消費的彈性高度。

　　再次是人口因素的結構性失衡。除了總人口連續(xù)12年負增長外，按出生先后目前日本人口分為五個梯隊，即嬰兒潮一代（1940~1950年代出生）、泡沫經濟一代（1960~1970年出生）、迷失的一代（1971~1985年出生）、領悟一代（1986~1994年出生）和Z世代（1995年以后出生），前兩代已基本進入老年化，日本老年人口占比近30%，銀發(fā)經濟的興盛可對日本消費起到推動作用，但后三代均沒有經歷過經濟繁榮的洗禮，而是直面經濟停滯和通貨緊縮，加上“上有老下有小”的壓力，他們的消費行為更加謹慎，消費預期更趨悲觀，日本作家松田久一將三代人總稱為“嫌消費世代”；另外，人口負增長幾乎可以與未來消費增量不足畫上等號，同時，日本15~64歲的勞動人口持續(xù)減少，單身家庭數量不斷增多，家庭投放于養(yǎng)老保障的支出連續(xù)增加，客觀上對消費形成不小擠出。動態(tài)審視，現有的日本人口結構狀況難以逆轉，未來消費空間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壓制。

　　（作者系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